俄乌冲突自爆发以来就引发广泛关注，对于其中的诸多细节和实际状况，以及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深远影响，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沉淀。但其中基于媒介认知的认知战在俄乌冲突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效能，已经被拉升到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的全新历史高度。
1991年海湾战争距今已经超过30年，关于那场战争的影像记忆却一直处于比较清晰的状态，因为那是人类历史上电视媒介首次非常同步、非常深入地参与到战争具体进程的一次战争。现代战争的信息化、数字化等形态，通过当时美国电视媒体几近“全天候”的转播，对全世界都产生很大的心理冲击。
然而，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即便是电视直播与“沙漠风暴”等军事行动几乎完全同步，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大规模直播战争的先河，电视媒介依然只是服务于战争叙事，其本身并不会影响战争的具体形态和进程。认知战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的作用和效能，与1991年海湾战争的最大不同在于，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基于媒介认知的认知战议题和议程开始直接影响现代战争的具体形态和进程。无论是在俄乌冲突初期最终被证实为由空战模拟游戏剪辑出的所谓“基辅幽灵”，还是通过散布扎波罗热核电站核泄漏等谣言绑架舆论，抑或是号称在网上公布俄军中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的个人信息等典型的网络暴力手段，“深度伪造”“加速主义”等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认知特征的种种认知战套路，开始被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应用到具体的战争进程当中。
与1991年海湾战争的信息化、数字化等形态相对应的是，当下的俄乌冲突呈现出现代战争的智能化、算力化形态。俄乌冲突最初阶段的种种迹象表明，前苏联的大纵深作战理念之所以未能达成，在于对整个战场空天地一体的频谱感知能力，这种虚拟空间的不对称可以最大化地弥补实体空间的差距，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算法正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通过北约等的信息化作战平台及其背后的强大算力，处于弱势的乌克兰军队事实上实现了军力的智能倍增。
在这个意义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认知效应，就不只是传统媒介意义上的全方位的实时报道战争，而是可以以认知战的形态，内在地成为现代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首要满足的是政治背后的国家利益，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而言，除了民族国家的利益之外，还有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诉求。因此，认知战不再是过去一般意义上的宣传战、心理战等概念所能简单概括。当代认知战的形态既可以配合实体空间的战争，也可以在和平年代的虚拟空间中日常展开；既可通过公共外交、学术交流、文化艺术等方式展开，也可以干脆就隐藏在Meta、推特、TikTok、Telegram等上看似人畜无害的视频和图片中。就我国而言，则真切地体现在微博、B站、豆瓣和知乎等年轻人聚集的网络社区。
只不过在俄乌冲突中，认知战第一次通过与大规模战争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出其一旦与战场的空天地一体的频谱感知能力、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算法及其背后的强大算力有机融合之后的战争、政治效能。在Meta、推特、TikTok、Telegram等移动互联网应用上，通过“深度伪造”“加速主义”等方式，蓄意调动目标群体的情绪、感性经验和集体无意识，释放极端言论、制造极端对立情绪、绑架民意、操纵舆论，基于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认知的认知战，已经可以直接干扰相关政府决策，影响战争的形态和进程甚至走向。这也是俄乌冲突为我们敲响的历史警钟。
对于中文语境下已经呈现出明确极右翼倾向和诉求的“台独”“港独”以及“奶茶联盟”等各类敌对势力，更是要上升到认知战层面的战略定位，尤其是相关极右翼敌对势力在通过游戏、动漫等新兴文娱形态开始向我国渗透的现实语境下，更不能用传统的一刀切方式看待国内相关行业，那无疑会将宝贵的认知战阵地拱手相让。正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深化网络生态治理。以俄乌冲突及相关各方的反应和所谓制裁为参照，我们更应积极鼓励我国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各类新兴文娱形态生产出更多优秀的数字文化产品，大力培育自己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和平台。
与此同时，针对近年敌对势力以“深度伪造”“加速主义”等方式展开的诸如中泰网友“骂战”、新疆棉事件等一系列认知战，我们既应通过域外执法等法律手段，对“台独”“港独”“奶茶联盟”等进行各种形式的惩戒、制裁，进一步勘定虚拟空间的国家延伸利益疆界，也可为保卫包括虚拟空间在内的相关领域的文化、舆论等涉意识形态国家安全问题提供明确的法理依据，为祖国统一做好必要的意识形态准备。（作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关键词： 孙佳山俄乌冲突中认知战对我们的启示 俄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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